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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发展状况遭到不少质疑，无论是文学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当下文学的表现感到困惑。文学被推向边缘，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些人将这种状况归根于商品经济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冲击，抱怨大众文化降低了读者品味，甚至指责文化整体水平下滑。问题的要害到底在哪里？纵观近年来潮水涌现的各类作品，我认为，不是群众疏远了文学，而是文学遗忘了自己的责任，远离了人民。人民群众是文学存在之基，责任是文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一、

　责任意味着使命和担当。文学的责任与生俱来，无可推卸。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镜像，是人民大众文化的道德指引，是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负有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责任。

　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地文学是不需要承担责任。“文学就是文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为时髦的口号。在类似观念指引下，文学的责任被署诸脑后，创作不再服务于大众和社会，而异化为追逐利益的商业游戏。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恰恰是因为文学以自身的独特优势，担负起引导人民大众精神成长之责任。放弃它，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责任并不是强加给文学的负累，而是文学存在并生长的根基。对于文学责任的放弃，说到底，是对文学存在意义的放弃，对文学的根本否定。

　诸观当前，在一些作家之中，文学的责任遭遇各种各样背离。表现之一是沉迷于技巧而放弃内容。一些作家在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文本本身是否开创了前人未有的新形式，语言运用是否特立独行，人物塑造是否卓尔不群，至于作品的精神内涵，作品对大众，对社会，对国家民族之责任，则被弃之不顾。文学创作离不开技巧和形式，但是，又不仅仅是技巧和形式，文学更核心的力量和价值来源于她所提供的精神内涵。没有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和提升，即便技巧再高超，形式再华丽，也只能使也只能使作品停留在“悦耳悦目”的初级阶段，而不能“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文学对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作用。

　还有一些人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只有描写个体的人的日常生活才能切近文学的本义。这是误见。近年来文坛中作品的内容仅限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呓语。在这些人看来，身处和平盛世，一切欣欣向荣，我们身边似乎已无重 大问题值得关注。这是盲目乐观主义的表现。自然灾害的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一些人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道德水平的下降等等，都是我们在建设“四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需要作家以忧患之心予以关注。只有将人放在社会关系的视域内进行表现，才真正领会了“人”的真谛。将人从社会性中分离出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对“文学是人学”的背离。

　二、

　文学的责任是反映社会生活，描绘时代巨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迁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变，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正在中国人民手中展开。伟大时代的变革，中华民族的历史壮举，为文学发展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当代作家应该大有作为。与个人的小爱小恨、一己悲欢相比，这样的沧桑巨变更值得作家去大书特书。近年来大量历史主义题材作品和言情主义作品涌现即是佐证。历史不应该被遗忘，爱情固然美好，但问题是，大量此类作品并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既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也无助于以史为鉴、以古观今，充其量只能是作者自己图个热闹。显然，放弃了对时代巨变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关照，文学必定是“盲”掉了的文学。

　文学的责任是审美，是用对美的张扬来感染人。文学的创作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她是一种理念，一种情感，负有为人类精神世界代言的使命。作家只有通过呈现出的深刻的美去影响读者，他的创作才能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每个人对美的理解、感受不同。这是正常的。但是美与丑是有明显界限的，不能够颠倒，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文学与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美成为文字的魅力所在、力量之源。但在今天一些作品中，“丑”与“恶”似乎成为文学的主题，越是尽情人性的阴暗面越是被赞为深刻，甚至将人等同于动物，放大人性中原始和粗俗的一面。低迷、麻木代替了朝气和希望，颓废和欲望代替了理想和崇高，仿佛只有切开伤口，撕烂肌肤，直至悲惨地死去才是真实的生活。失去了美和情感，失去了引导和提升，文学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选择和欣赏。读者无法从这里看到希望、价值、心灵的力量，不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和生活，最终只能远离文学。

　文学的责任是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引领人生。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学都在发挥着强大的教化作用，为历史留箴言，为时代树立标杆、五四时期、新文学打破旧道德的舒服，将科学和民主传递给民众；抗日救亡时期，文学成为革命的号角，激发中华民族抗日图存的激情；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更成为建构社会主义理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鼓与呼的主要力量。当前，在市场化、利益化的冲击下，文学要想继续赢得大众的青睐，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放弃责任，而恰恰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坚守责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大众提供精神的蕴藉和引领，反之，逃避责任，自我放逐，必将失却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失却人民群众的期待，失却自己在时代进程中的位置。

　三、

　文学践行自己的责任必须寻回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家要有坚定的立场，唱时代的主旋律，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复杂多样，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社会思潮多变，因此文学创作者要勇担重任，坚守责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家要坚定地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价值诉求、理想愿景，要勇于激浊扬清，唱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代表的主旋律，自绝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非健康文化的影响。

　作家要坚持深入生活，到人民群众中去。对现实生活没有介入，不能把握现实，没有能力书写现实，文学就注定软弱无力。只有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从人民大众的生活里发现灵感，才能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将文学高高置于象牙塔上，悬空于大地之上，让人民大众可望而不可即。那么文学也就岌岌可危了。与其抱怨客观环境的各种冲击，不如踏踏实实地放平双脚，走进现实，去体验人民大众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感受，为文学赋予血肉。

　作家应该具有担当的意识。文学中的担当既有历史的担当，更根本的是现实的担当。作家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感受沉甸甸的重量，并将这份重量转化为创作的动力。我们常常提到文学的厚重感，如何厚重？文学不是一个自足的学科，她的力量来源于现实。却是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担当和观照，文学必定失重。担当意识的匮乏是人民群众对当下文学感到普遍失望的主要原因。

? 文学的责任，是时代和人民大众交付给文学的使命，文学存在的意义离不开她所背负的这份使命。不同时代的不同境况，恰恰是文学是否践行自己责任的写照。中国文学的希望和动力靠自身来寻找，而责任的回归，是第一要务。

新世纪作家面临的几个转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 规律 ,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 一个具有 时代 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 中国 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 经济 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理论 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 响 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 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对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 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促使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 工业 社会, 科技 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杨多贵,2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 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 里约热内卢 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 历史 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 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2、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 目前 ,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 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间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而言的.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素时,人类文明也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李景源等,2004].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诸多弊端的存在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 警告 .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对生态 明的选择,可以说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和恶果的积极反思以及在推崇绿色感召下的积极实践.它大大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含义和内容.这一大功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 绿色家园 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具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 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要尊重自身,首先要尊重自然,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2）价值观的革命.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与幸福.但是,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生态文明是 类价值观必然的选择. （3）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伦理道理是以维护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护自然生态的良好状态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人类其他的一切行为,首先必须以服从这一道德准则为前提.重新 学习 在地球上生活的 艺术 ,生态先于一切,告别传统的“物质主义”,这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生态伦理道德的主题. （4）生态文明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发展结构理论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起“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因为优美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文明必须把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 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 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从深层次 分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 现代 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 教育 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但是,新的生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对生态 问题 呼吁了多年,但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日趋膨胀的欲望,仍然在许多方面以主人的态度“粗暴”地干预自然,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稳,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非理性行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以热爱自然、保护生态、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生态道德观为核心,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 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 理学 ”,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伦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的伦理理论.因此 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以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 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正如《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 哲学 基础》一书导言中所说[P15]： 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数十亿年来都在无意识地、自然而然的“寻求”优秀和卓越,并确实通过它的无数尝试和进化,而终于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确实可以说,“人是 万物之灵”,但正像罗尔斯顿所言,我们正要因此而感谢整个生态系统,就像花儿和果实感谢整棵树、感谢整个大地.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之主”.人今天恰恰是要运用自己的“灵性”来摆正自己在自然的位置,处理好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善待自然,善待非人类存在物,这样,他才真正配得上“万物之灵”的称号,而在人类的“灵性”和“知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构成中,也确实蕴藏着能够使人恰当地认识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丰富资源,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挖掘.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 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 [陈敏豪,2002,P132].

三、确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实现人与 自然 和谐 发展 针对 工业 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文明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 社会 是在这个基础上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发展 中国 家,正处于 现代 化过程之中,我们必须 总结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避免传统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积极推进生态 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 科学 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 经济 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 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有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 科技 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 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 历史 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实践已充分表明,过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负责任的愚蠢行为,教训极其惨痛,代价极其昂贵.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在再走过去的老路,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搞好胜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2、全民动员,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 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那么,如何来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 教育 .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同时环境教育要求人们依据环境法则,逐步树立起“一个地球”的意识,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国际间和代际间公平的思 想.因此,提高生态意识,进行环境教育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 其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大力培育全民族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生态道德既包括人对自然的道德,也包括人对人的道德.从“人是自然”的观念出发,人对人的道德亦是人对自然的道德的表现.合理调节与控制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全人类真正和平相处, 这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其三,加强生态法制教育.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人类的道德自觉,同时更需要社会法制的保障. 目前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开始制订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公约.如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目前有8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也根据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制订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纲要和法规.目前环境法学已成为人们 研究 的一个新视域.生态法制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让人们了解各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条例,从而能更加自觉地遵循自然生态法则. 3、尊重自然,按照自然 规律 谋发展 建立生态文明,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 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消费之路；就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否则,就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民用工业道路.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需要我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这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在新世纪,我们要把这种理想作为指引经济社会发展的灯塔,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飞跃. 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不仅引起人们自然观的新变化,也 伸到社会 政治 经济方面.许多人都意识到,生态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甚至还存在于精神心理方面.许多人除了研究自然生态之外,还研究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而且提出了精神生态的概念.还有人提出,生态文明在当代,应该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或政治）文明并列的四大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正在从 理论 形态向实践形态迅速转化.

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文化 的深层转型，作家们面临着十分艰难的转型。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指点江山式的文化英雄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普遍感到尴尬与压力。作家与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一样，已经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相反，作家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一样，与日俱下。然而，另两类作家却风云突起，尽占风流。一类是青春期作家，其中包括 80后作家；另一类是以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为代表的文化写作者。前者为我们预示，文学的追随者仍然是青少年，而且那个被我们崇拜的经典阅读时代已经远去，代之而来的是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流行文学时代；后者则直接明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真正的文化时代，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同时，由于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广泛利用，使写作不再是一个少数人操持的时代，而是一个人人可以为之的大时代。传统的作家被淹没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中，彻底迷失了。在这个时候，一系列固有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文学何为？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在今天如何存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要回答这些问题是艰难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转型使一切价值游移不定，任何问题的回答都会显得摇摆不定，莫衷一是；另一方面是作家们在艰难地选择与转型，他们也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就连研究者也有些恍惚，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说的那样：“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①但是，假若我们不是站在原点看问题，而是站在未来的视野上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中来审视当下作家可能发生的转变，就一目了然了。总体来讲，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转变有三个大的方向：

　一、社会角色与身份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扶持作家的创作，使文学创作为国家发展而服务，国家不仅从政府的角度为作家协会派去指导创作的官员，而且拔专款成立了专业作家队伍。凡是在 其它 行业内从事业余创作有所成就的作家都会立即进入专业创作的队伍。当时的作家只分为两类：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专业作家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久而久之，这成了中国作家的体制。在这种体制内，作家成了单一的创作者，很少再具有其它社会角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内，中国的作家是众多行业中最为耀眼的明星，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也习惯了这种单一的角色。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市场经济以后，在出版业、新闻业和文化事业单位慢慢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作家们开始失落了。一部分下了海，一部分慢慢脱离了专业作家岗位，向其它岗位转移。这只是前奏。到了新世纪时，由于出版业和新闻业的活跃，作家开始分为四部分：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松散式地管理，这里面包括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专业作家仍然是主力军，国家对其在社会地位和薪水等各方面都有政策支持。第二部分是由各级出版社和一些民间出版商甚至新闻媒体因商业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一批作家，这些作家不仅包括专业作家，还包括很多业余作家。他们是目前最耀眼的明星作家。如80后作家，如易中天、于丹、余秋雨等文化写作者，如余华、莫言、贾平凹等声名卓著者。第三部分是在网络上活跃的草根作家。这部分作家里面有曾经风流但后来红颜失尽、落寞寡欢的专业作家，而更多的则是有文学梦想的草根写作者。他们活跃在每一个角落，时刻都可能成为声名鹊起的知名作家。最后一部分是包括文学评论家在内的一批作家，他们栖身于大学和科研院所，衣食无忧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和进行文学批评。这些人里面还包括那些在读的文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们。这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在近年来已经起着巨大的作用，一股知识分子写作的风气正是在这里掀起的。

　假使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第一部分作家事实上是弱势群体。除了那些大红大紫的专业作家外，更多的专业作家在官员（实际上只是一个待遇）与文人之间艰难地行走，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远不如大学教授。正是因为如此，一大批知名作家才纷纷转向大学，如马原、梁晓声、红柯、杨争光等。从这种转型来看，中国的作家都在急切地寻找社会转型，即重新确定自己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

　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转型是作家可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如三四十年代的鲁迅、林玉堂、沈从文等，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作家。他们对自己角色也不单纯定位为作家，而是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文化工作者，所以他们直面社会，直呈社会弊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如马尔克斯，其年轻时始终是一个奔波于整个北美洲的新闻工作者。正是因为这些人与社会的广泛接触，才使得他们对社会有深层把握。而独在中国出现的专业作家则一直在斗室里工作，缺乏在社会中的历练和体悟，又怎么可能写出真正让社会感动并认可的大作品呢？关于这一转型，近年来在很多报纸上都有论述。成功的作家如毕淑敏，她将自己的作家身份与心理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再如梁晓声，他将自己的创作和一个社会工作者以及大学教授的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写出了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再如马原、格非等。

　深刻一些讲，要进行这样一次转型，其实还是一个作家写作动机的转型。他还是得完成“为什么写作”、“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写给谁”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福克纳在他获得诺奖的受奖演说中写道：“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人类的不朽。”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紧接着他又说，“诗人的特殊光荣就在于他能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②诺奖获得者拉格维斯也说：“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③海明威说得更彻底：“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 经验 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因为实际事物可以观察得很糟糕；但是当一位优秀作家创作的时候，他有时间，有活动的天地，可以写得绝对真实。”④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所告诉我们的不外乎是：一个作家，无论他是专业和还是业余的，只要他是一个作家，且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那么，他就应该思考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他就不应该是一个对人类处境漠不关心的人。

　事实上，当我们对文学史进行仔细地观察，就会轻易地发现，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一转过去纯艺术的写作，而把笔触纷纷转向社会，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他们用文学的笔为时代开道，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他自己，还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心声，当然，他们并不是我们当下一些作家所认为的为政治而写作者。他们代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某一个团体，而是人类的良心，是复苏的人性，是人类的理想和正面价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面临“性革命”时期，都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它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阶段，最重要的是文化生活的变革，在这几个时期，产生了很多“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小说艺术探讨了人们所面临的人性困惑、伦理矛盾和信仰危机，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也成为不朽的名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即“诸子百家”之后真正的文化转型的大时代，产生了鲁迅、胡适、郁达夫等一大批作家，他们都是因写中国 传统文化 裂变下中国人生存困境和人性中的“问题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也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问题小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是最为深刻的一次，从深层次上讲，这是一次向世界文化转型的时期，再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中的浅层次转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几乎可以说，二战以后西方人所面临的信仰困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都一一面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作家所面临的时代。这一社会特征可以说给作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代或者不远的将来，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将催生出一大批伟大的作家。这种转型要求作家重新树立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神圣使命，从自我的小圈子挣脱出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们所面临的苦难，重新扛起从肩上卸下的重任。尤其在这个物质时期，作家们应该扛起精神的大旗，为人类存在和信仰而战。

　二、创作风格和审美的转向

　首先是乡村题材小说向都市题材小说转变，诗意化的写作向欲望化转变。这也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先生在2007年兰州某高校作 报告 时谈到的一个观点。海德格尔说：“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其深意是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被人类自以为是的商品文明破坏了，生态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如是种种并没有改变大批中国人向都市涌进的局面，也没能改变作家的创作趋向。新世纪以来，以写农民工为主的底层写作不仅受到文坛的热切关注，而且以城市为中心。乡土与城市，分别代表了农耕文化与商品文化。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赋予农耕文化诗意的、恒定的、中庸的、向内的、和平的特点，而商品文化则代表了变化的、无常的、法则的、向外的、掠夺的、欲望的特点。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意味着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农耕文化在整体性地向商品文化过渡。很多作家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转变，自觉地把笔触投向这种社会运动中。

　在这种欲望化写作中，与都市文化相一致的是青春写作，因为这些青春的祭地往往是都市。自从80后出现后，网络也随之打开了，于是，一场青春写作的角逐上演了。事实上，早在70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70后多为“身体写作”、“美女作家”和“下半身写作”，80后是徒有虚名。若仔细去读70后和80后关于欲望化的青春写作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80后实际上在这方面其实是节制的，80后饱尝了精神空虚后的痛苦，所以其写作往往趋于精神。如70后“身体写作”的代表卫慧、棉棉、安妮宝贝和80后青春写作的代表春树相比，前者更为肆意、疯狂。

　其次是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变。这是信仰危机时期人们向日常轮回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永恒之价值、生活之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碎的毫无关联的日常现象中解构传统的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观的一种突围。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萨特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艺术史学家赫舍尔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作家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前不久上演的电视剧《奋斗》是70后作家石康对80后日常生活的一种叙事，叙事中的主人公们先是在欲望化了的日常生活中茫然，流失，伤痕累累，还有些不思悔改，但最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了自身的意义、价值，尤其是主人公陆涛在最后的一些宣言式的告白中，我们获知，他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价值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人想要的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获得爱情、亲情、友情及其它，与平凡人无关的一切他都放弃了。

　最后是在向世界学习的同时，向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回归。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写作中的参照系已经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甚至也不是现代派作家，而是世界文学。先锋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视域下诞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文化上的交流更为深刻。与八十年代相比，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多是其民主、科学、制度等表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更感兴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已趋本质。余华、莫言等中国作家也不断地出使西方，走出去学习西方，并与西方交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外力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对本土文化也越来越重视，开始了一场向中国文化回归的暗潮。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叙事精神也越来越受到本土作家的继承。陈忠实的《白鹿原》扎扎实实写的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张炜、李锐近年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向农耕文化靠近。就是先锋派作家格非也在向《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学习，自视《人面桃花》是向中国传统叙事精神的一次回归。

三、作品主题和题材的开掘

　先谈谈创作主题的多元化。一谈到主题，便首先要涉及观念。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最熟悉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观，但就是这种文学观也一直在不断地遭遇反叛和调整。如先锋作家对此就是一次反叛，后现代也是一次反叛，而新写实主义则只是一种微调。老子曰：“道者，反之动”。意思是说，只有颠覆已有传统，才能有新的发展，否则，便只有停滞不前。这个规律对于哲学和艺术来讲是最为适应的。数年前，作家阎连科出版了长篇小说《受活》，他在后记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无情地鞭笞与讨伐，后来，他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一观念进行了阐述。作家提出，文学的真实性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而并非简单地按政治意图来图解的表象。应该说，这一转变对作家阎连科本身来说，是一次非常可贵的脱变，而且这一脱变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文学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说，也是一次警醒。实际上，这种对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早在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那里就已经被抛弃了。阎连科的这一提法并不新鲜，问题是对于那些老一辈的作家和没有接受过现代派艺术熏陶的作家们来说，它仍然是一次棒喝。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将会深刻地影响此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而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转型时期是最能发挥其批判社会、揭示社会存在之矛盾、探讨人类信仰价值的作用，所以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将仍然是文学创作中的主力军。

　反叛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家们最饱满的精神，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反叛者的艺术实验运动渐行渐远，渐走渐理性。王尧在对当代作家进行考察后说：“必须承认，以这批作家为中心，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拥有了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和 方法 ，而且是非常执著的立场，这一点可以由韩少功、李锐、张炜90年代以来的著述看出。当代作家重返自身，重视本土经验，重视自身的传统，80年代以来在西方? 现代性?话语激发下生长起来的种种文化想象开始落实到?中国问题?上来。”⑤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作家受政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创作主题已经真正地趋于多元。在当下，既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而写作的作家，如陈忠实、张炜、李锐、莫言，又有揭示当下中国人生存困境的作家，如闫连科、杨显惠、铁凝等；既有历史主题的创作者，如苏童、叶兆言、二月河等，又有打破当下禁区的创作者，如《历史的天空》的作者徐贵祥，《亮剑》的作者都梁；既有青春派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的作秀，又有美女派作家铁凝、虹影等的转型；既有向玄幻类主题转变的作家张小娴等，又有向婚姻家庭伦理探索的作家，如池莉、王海鸰等；既有写下层社会人物的作家贾平凹、罗伟章，又有写高层腐败的阎真、周梅森、陆天明等，数不胜数，各呈风流。

　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另一个创作主题的出现，即以生态精神为主题的生态文学。生态问题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关注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末和新时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问题。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重视，还直接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人类与自然和一切生命之间似乎正在重新确立新的伦理关系，它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思想大爆炸。马丽华的系列 散文 在九十年代不仅引起了整个中国文坛的关注，而且引起了整个世界的瞩目。西藏热有她的一份功劳。与西藏政治主题和文化主题有异，马丽华告知我们的是西藏的生态。陆川的**《可可西里》又一次将我们的目光引向青藏高原正在恶化的生态。直到《狼图腾》的出现，文坛才惊醒，生态为主题的文学已经不自觉地诞生，崛起，并且让我们疼痛。表面上，生态文学只是写的生态的被破坏，但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文明已经彻底走向了负面，应该检讨了。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创作现象，我们应该重视。

　再谈谈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刘震云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我自己非要转型，是从事作者这个职业的要求必须你要转型。作者跟这个职业恰恰相反，你下一步作品要写什么？要写得不一样，你不能下一步写的作品说的话都是废话。所以就要求作者要转型，另外你要有意的转型，否则这个转型肯定是失败的。创作走到这么一个阶段，内在创作的要求，要求我要转型。当然像我来讲《一地鸡毛》算是一次，《温故一九四二》算是一次，《手机》算是一次，《我叫刘跃进》又算是一次转型。因路的不同而转型，在同一条路上你不断的玩花样，那是没用的。”⑥刘震云的心声无疑是所有作家（那些自觉的作家）都面临的创作轨迹。问题是，在新时期，当代作家都在向哪些题材转变呢？

　考察的中心依然是社会，社会问题最多的地方，也必然是作家们最着力表现和挖掘的地方。新时期以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若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自然是文化转型后道德的转型最为显要，尤其是婚姻家庭伦理与道德，于是，对这一题材更为深刻的探掘便开始了。在当下，对这一主题的开掘已经趋向心理学。如《不要跟陌生人说讲》便是一部大家都熟悉的作品。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和更多的以婚姻为主题的作品都在当下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它说明人们需要这方面的作品。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目前最大的最现实的问题有农民工问题、 教育 问题、医疗问题和住房问题。这虽然是政治主题，但它涉及到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家创作不一定非得跟着政治导向走，而是要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问题有很多作家都在写，刚开始时都限于表面的穷困问题，可是，后来的作家便侧重于揭示农民工的精神问题。如贾平凹的《高兴》写的就是一个农民工的精神历程。这些题材的作品肯定是当下热门的主题。

　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来看，多种文化的交融、碰撞是这个社会文化中最为敏感的主题，而这一题村的作品也将成为作家丰收的园地。目前，这一方面的作品也已很多。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写的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水乳大地》写的是藏传佛教与____之间的对话。文化对话题材的作品不仅会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而且更容易走向国际社会。

　从中国民生的深层文化来讲， 民俗文化 ，特别是过去有所禁忌的民俗文化将成为作家开拓的题村之一。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写了中国民间被禁忌的一些民俗，在小说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小说。

　四、向新型媒体转移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网络和影视媒体对文学的冲击越来越大，很多作家已经从过去的传统纸媒体渐渐向新型媒体过渡。过去，作家对影视创作不屑一顾，现在，凡是作家大都希望“触电”，以扩大读者群。王朔、海岩之后，苏童、邹静之、杨争光等一大批作家都投身于影视创作中。网络盛行后，几乎只要能上网的作家和草根写手都有自己的博客，都在不间断地写作。这种写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家非常重视自己的网络阵地，它成为一个私人媒体，可以在上面发布自己和别人的任何信息，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性。这对作家非常有吸引力。二是其互动性。一个作家原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往往不知道它的真实反应，但现在马上就会有读者来谈感受，或赞扬，或批评。这些声音不管它的品味如何，极具真实性。这两个特点将作家们吸引住了。很多作家已经不再向纸媒体投稿，而专心地开始写博客，只等某一天直接出版博客书。

　这一动向是深刻的。它说明作家已经开始真正地面向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诗歌界和先锋派小说界存在几种倾向：一是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走向世界，但中国的读者却仍然停留在过去，作家和诗人都曾抱怨过读者；二是为文学史写作，即遵从文学规律进行创作，也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这种观念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盛行；三是固守传统的纸媒体，对新型的艺术媒体抱排斥态度；四是墨守陈规一些所谓的纯文学理念，却对俗文学中的营养拒不吸收，等等。虽然它也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但对整个文学创作潮流来说，是一种停滞。文学从口头文学到以文字为形式的文学是一次形式上的飞跃，从甲骨文等形式的刻字文学再到帛书、汉简，又是一次形式上的革命，造纸和印刷术发明后，文学倾刻间长上了翅膀，一夜间可以飞遍千家万户，上个世纪出现的影视媒体直到现在才发挥出其强大的媒体力量，而电脑和网络的产生可以说又是一次文学的革命。网络媒体几乎能将口头文学、纸上文学和影视文学统统纳入旗下，应有尽有，不一而足。80后写手现象可以说是最先掌握和利用这一优势的，近一两年来80后文学对整个文坛的冲击直接预示了文学的新纪元。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王尧，《文化转型中的重新出发?与当代作家对话之后的 反思 》，选自林建法主编的《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页。

　②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③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④王曼生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妙语荟萃 第二辑 人生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⑤王尧，《文化转型中的重新出发?与当代作家对话之后的反思》，选自林建法主编的《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350页。

　⑥新华网重庆频道，《转型是作家这个职业的要求》，2007年11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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